王尔德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部署了深化改革的内容，其中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部分特别提出，要“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

　　 审判公开和检务公开构成了司法公开的主要方面。“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没有公开就没有正义，公开是正义的灵魂。它是对努力工作的最有力的鞭策，也是对不当行为的最有力的抵制。”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副主任汤维建分析。

　　 汤维建认为，尽管我国司法公开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但由于司法公开开始进入“深水区”，但我国的司法公开还存在形式主义等诸多弊端，急待通过法制化的手段进一步深化改革，以提高司法的威信。

　　 司法公开重点建设的四项制度

　　 《21世纪》：在司法公开方面，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已发布了十多个司法解释，最近又发布了《关于推动司法公开三大平台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将审判流程、裁判文书与执行信息全面公开的任务与要求。但这些司法解释的法律位阶比较低，法律效力有限。

　　 汤维建：推动司法公开，立法要先行。我国的司法公开依据主要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如《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等等。这些司法解释构成了我国司法公开制度的主干，但司法公开的蓬勃发展仅仅靠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是难以保障的，还应该从更高的立法角度对司法公开做一专门而系统的规定。对此，可以借鉴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做法，制定专门的《司法公开法》，将司法公开的内容、主体、制度保障、权利救济、责任等做一系统的规定。

　　 《21世纪》：在司法公开方面，如何完善司法公开的制度建设？

　　 汤维建：司法公开的改革从其一开始，就要防止将司法公开演变为形式主义的政绩工程，要根据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关心的对诉讼结果产生重要影响的诉讼节点和诉讼因素加以公开，而不是选择那些无关痛痒的部分环节和内容应付一下人们对于公开的诉求。公开要公开到“痛处”，公开之剑要挑开诉讼法上未见明文规定但却潜规则地运行的司法“灰箱”乃至“黑箱”。如果照样先定后审、请示汇报，那么，期望通过司法公开的杠杆撬动司法公正的巨石从而竖立司法公信的法治大厦的改革链条必将断裂。

　　 因此，在司法公开的制度方面，应该重点建设四项制度，一是审判信息披露制度，就像仲裁员仲裁前都要填信息披露表，事先对本案有无了解、和双方当事人是怎样的关系等，列表格让法官在审判前打勾选择。二是建立法条附注制度，在裁判文书后面附上裁判过程中遇到的法律条文，包括司法解释、各地法院内部规定，尤其是内部规定，只要对裁判起到标准化的作用都应该予以公开。三是建立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四是建立司法公开负面清单告知制度，即哪些内容是不能公开的事先就告知当事人，哪些内容是当事人有权查阅获知或询问的。

　　 司法公开需要配套改革

　　 《21世纪》：司法公开的制度建设，也需要一些司法配套制度的改革。

　　 汤维建：古人云，世上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这里的体制保障主要包括人员保障、机构保障、制度保障以及设施保障。从制度保障上来讲，则需要将司法过程中与之相关的各项制度予以完善，做好与司法公开的衔接，比如完善鉴定人、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回避制度、人民陪审制度、听证制度等。

　　 《21世纪》：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司法公开的方式也应该应时而变。

　　 汤维建：要利用现代网络技术等为司法公开服务，比如微博直播、视频直播、网络问答、网络拍卖等，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形式的创新，拓宽司法公开途径，比如立案信访窗口、公开判后答疑、新闻发言人制度、发布新闻手册与审判白皮书以及设置公众开放日等。无论是手段创新还是形式创新，都是司法公开适应时代发展所必需的。

　　 《21世纪》：司法公开是公民知情权的一种，根据有权利必有救济的原则，你认为应该如何完善司法公开的权利救济制度？

　　 汤维建： 首先要落实相应的监管责任，明确司法公开的具体责任，建立相关的奖惩机制；其次要赋予公民一定的救济权，比如复议权与强制权，使得公民的申请司法公开的权利受到侵犯时能够及时得以维护；最后要坚守司法公开的权利边界，不能违法公开，越权公开，对于法律明确规定的不予公开的信息则坚决不予公开，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认为法院违规公开相关信息，损害国家、公民合法权益的都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请求追究相关责任人的侵权责任。